1959年的时候，因为发掘定陵所带来的惨痛教训，郑振铎、夏鼐上书国务院，请求立即停止批准对帝王陵墓发掘的一切申请，周总理批示，国务院同意。此后，不主动发掘帝王陵，便成了考古学界的一条硬性规定，也算是一种告诫。至于我们现在在博物馆、景区看到很多的琳琅满目的文物，那都是抢救性发掘的成果，是被动，而非主动。

1955年，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，联络郭沫若、范文澜、沈雁冰、邓拓、张苏等人联名上报国务院，申请发掘明十三陵之一的长陵，并提交《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》。话说这背后的原因，大概率是因为历史学家的好奇心理，再加上吴晗本人就是研究明史的，想着从地下淘出点宝贝、史籍什么的，一来方便自己研究著书，二来，也能让百姓们开开眼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当时副市长的身份，手中有点权力，想干点什么事，总归是方便许多。

之后，周总理批复同意，这些人就开始准备了。先是成立了一个七人组的“长陵发掘委员会”，由吴晗、夏鼐牵头，包括郑振铎还有上面提到联名的几位，注意，有一个人不在内，那就是郭沫若，不是委员。其实我们现在复盘这当年的整个事情，会发现郭沫若只不过是当年建议挖掘的人其中之一，不是主要的推动力量，更不是决定者，况且，他是研究秦史的，即便是能出土什么文献、文物，对于他，也不过是过个眼瘾罢了。对自己工作上的实质性帮助，显然不多。但是奇怪的是，现在很多人提到这个事，都是把锅甩给郭沫若，好像没有他，就不会有当年的这个考古学界的悲剧似的。我也是不理解。

言归正传。成立了委员会之后，夏鼐便让其学生赵其昌带着工具先行赶往长陵，做勘探调查。这个赵其昌，后来做了首都博物馆的馆长。但是，经过一番的勘察工作之后，他没能找到发掘长陵的突破口和线索，就把情况汇报给了在北京坐镇指挥的长陵发掘委员会。再后来，经过委员会长时间的激烈讨论和分析论证，这些人决定调转枪头，向定陵下手。一个原因是定陵修建的最晚，相较于其他的陵墓，保存的也最完整，文物更好修复；再一个，定陵下面躺着的是万历皇帝，在位时间最长，相应的里面随葬的文物应该也更多，考古价值就更大。于是，着手准备发掘定陵。

1956年5月，定陵开始试掘。一年之后，到了1957年，玄宫被打开。

话说到这，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当年的考古发掘算是很科学了，毕竟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准备，而且，牵头负责的这些人，也都是大咖级别，要怪只能怪当年的技术手段太落后，后勤保障跟不上，这些出土的文物才会遭殃。除了一些保存相对容易的，其他的像是丝织品、帝后的棺椁及尸骨，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坏，加上当时文革的大环境，红卫兵大串联，打砸的事情常有发生，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经历过这件事，也算是给中国的史学家和考古界上了一课，痛定思痛，最终决心不再主动发掘帝王陵。毕竟是先人死后留下的东西，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呆在地下，也许才是最好的归宿，不打扰，不破坏，如此，岁月静好。

所以，哪有什么专家迟迟不肯挖，是因为国家不让挖呗。